“危机”与“办法”总是在较量，比比谁更大、谁更多

引语：楼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

总之，风险是怪奇妙的。

“能看得到的、能说出的”风险，可能已经不是风险了，也可能依然还是风险。

风险系数最大的事件，似乎是那种“说不出的、难以启齿的”，“能说出来的”，其风险系数似乎已经相对较小…

风险系数，有时与“能说的出”还是“不能说出”有关。就是常常讲的，憋在心里的事才是事、才痛，能说出口的都不是事。

或者，我们只说那些“能说的”，对于“不能说的”，保持缄默就好了。

总之，风险是怪妙奇的。

近几年来，影响范围较大的信用风险事件主要有;2019包商银行信用危机、2020永煤债务违约、2021恒大债务暴雷。

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通常会引起流动性紧张预期，接着压制股市风险偏好，然后央行会释放流动性，缓释风险。

及至今年7月中旬，由于部分地区的住房项目烂尾、停工、延期交付，引发“停贷”，该区域性事件仍持续发酵，中部地区是停贷重灾区。

在150多个发出强制停贷告知的楼盘中，河南有42个、其中郑州有29个，其余在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分布较多，现阶段东部省市出现断供的楼盘较少；主要集中于经济恢复疲软、市场销售热度低、项目残值较低的非核心区。

暂时有20多家银行做出了回应，已披露的存在“保交楼”风险楼盘的逾期按揭贷款为37.45亿，整体风险可控，现阶段引发系统性风险可能性较小。

这波由居民停贷引发的信用风险事件，大概线索为：

部分商品房预售资金违规挪用→地产市场销售持续低迷→房企资金周转不灵→楼盘停工及延期交付→居民停贷。

这波信用风险事件的直观事主为居民端，但引发风险的根源仍在于企业端——部分房企对于预售资金的违规挪用，以及部分银行对于预售资金的监管不力是引发部分商品房停工、“停贷”事件的源头。

如停贷风波进一步发酵，通过流动性宽松刺激，仍能够托底。

当前，我国5年期LPR利率，仍有15BP的下调幅度，现阶段国内通胀水平可控，海外流动性收缩斜率峰值已过的环境下，调降中长期利率以刺激地产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可拭目以待。

金融风险、危机等，总是与破产、倒闭有关。

“大而不倒”问题，是由2008那次金融海啸开始，日益进入人们视野的。

那时，雷曼兄弟的崩溃和由此导致的全球金融系统休克表明，许多金融机构规模过于庞大、杠杆率过高而且彼此相互关联，因此它们的破产会产生系统性和灾难性后果。

为何我们总拿美国作为例子？因为，他们“看起来”是成熟的金融体系。

在美国，若普通的银行破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通过接管程序实施控制。但是那些传统银行，极少包括在“大而不倒”的行列之内。

相反，绝大部分“大而不倒”的机构属于另外一类：摩根和高盛等大的券商，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大型保险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等政府控股企业以及类似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

虽然那些企业在危机中也受到冲击，但由于金融恐慌时期的企业合并浪潮，存活下来的通常会变得更加庞大。

如摩根大通先后接手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助银行，美洲银行收购了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和美林，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竞购资不抵债的美联银行。

它们为什么会争夺收购权？（与收购法拍房等不良资产，如出一辙）

一种解释认为，无论谁成功收购美联银行（富国银行最终胜出），都将被认为会对金融系统造成更大的风险，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援助和更长的债务展期。

而如今，形势也不乐观，许多“大而不倒”的机构已获得救助，并期望在未来的任何一次危机中继续得到救援。

迄今为止，它们仍未面临持续的监管审查，也不存在一套合适的体系在必要时将其纳入破产程序。

决策者们已经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处理“大而不倒”问题，至少使得那些可能崩溃的企业所产生的冲击，不至于给金融系统带来太大的破坏。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让那些“大而不倒”的机构立下类似“生前遗嘱”的条款，一旦它们无可救药，就立刻生效。

就像一个医生完成垂死病人的遗愿，政府可介入并逐步实施法律条款，从而让企业的死亡不那么有破坏力、不那么痛苦，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

这样一来，企业的死亡就不会像雷曼一样，以无序的、破坏性的方式发生，而是死得较有尊严。

那么，我国如何应对“大而不倒”？下文将描述“一个框架”和“一个办法”。

中国版“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框架有以下特点：

分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四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的权重均为25%，一级指标下设13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权重在5%至25%不等。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指标得分是一个相对值，不仅取决于被评估银行指标的大小，还取决于样本银行该指标总和的变化情况。

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框架相比，中国版“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充分考虑了我国银行体系特点，降低了跨境债权和债务指标权重。

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框架下，跨境债权和债务两项指标合计权重达20%，考虑到中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整体不高，“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将两项指标合并，最终权重仅为5%。

用代理代销规模替换证券承销规模——“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的代理代销规模指标不仅包含了证券承销规模，还将代理代销的信托、资管、保险、基金、贵金属纳入考核，更符合银行业发展的客观情况。

用非保本理财替换第三级资产指标——我国银行业第三级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以非保本理财对接的非标资产为主，使用非保本理财规模符合我国银行业第三级资产的特点。

考虑到中资大型银行多为银行控股公司，且子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增加了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规模指标。

此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还增加了客户数量、境内营业机构数量指标。

在夯实银行业风险吸收能力方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个“办法”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规则的基本原则，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使用合格的资本和债务工具，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

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触发，与二级资本工具的触发相同，且当二级资本工具全部减记或转股后，再启动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减记或转股。

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防范“大而不能倒”成为反思危机教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

后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发布，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

“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债务工具的总和。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实体，应持有充足的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处置实体是指根据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计划，处置工具所作用的法人实体。

从我国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来看，在达标时间前完成达标，问题不大，可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等其他债务工具实现(虽然在2025年达标前，四大行的TLAC资本缺口总计约在2-3万亿左右，各家银行未来5-8年每年的缺口约在1000亿左右)。

此外，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推出，也拓宽了商业银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渠道。银行也可采取资本集约化和精细化管理，节约资本、提升使用效率。

(感谢阅读，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