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做事”还是“事在做人”？

引语：事物的不断变化正是为了使一切保持不变，而“真正的事件”有可能转变这个关于变化的原则本身；事件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即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的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

想投资、想购房，得先做事，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少人为了维持生计，已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今年，在毕业季到来之前(从1月到4月)，是大厂的“裁员潮”，哀鸿遍野(互联网企业是重灾区)。

裁员的同时，大厂在各招聘网站上，挂着各种岗位；刚裁员，就开始招聘，空出来的岗位恰好出现在各大校招平台，甚至还有许多“管培生”岗；招聘要求为“应届毕业生优先考虑”

…

去就业，无非是想获得报酬。

关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和财产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数据容易搜寻得到(劳动报酬，靠劳动赚到的收入；财产收入，靠利息、分红、租金等赚到的收入；此外，还需留意缴税扣费和国家转移支付的影响)。

数据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0多年了。

据不完全统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占劳动纠纷的65%以上，已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据2000年-2019年的相关数据，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整体保持在50%左右，但是靠财产来获得收入的比例在2004年之后快速上升，从10%逐渐稳定在20%。

后来，手机、电视、电脑、冰箱、汽车等，越来越容易买到了；医保、社保对比从前完善了许多；大家吃得饱、穿得暖，生活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好，似乎过上了好生活…

对于好生活的追逐，是永无止境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在市场经济里，物以稀为贵，稀缺的东西由价高者得，总是标志着“好生活”，尤其是地段、区位优质的房产，或者那种竞拍出价激烈的法拍房源，等等。

统计数据显示，平均地讲，老百姓的收入中劳动收入是财产收入的2.5倍，财产收入不算少。

关键还是在于“平均来看”，大多数人是“被平均”、“被代表”了(数据的魔力在于——如何“载之、述之、评之、用之”等)。

占比50%的劳动收入，超过77000万就业人员一起分，可是占比20%的财产收入只有拥有资产的人能分，而且这里的资产还需产生收益，这样的人能有多少？

这样的人，要是只有就业人员的十分之一，那他们的财产收入就是劳动人民收入的四倍。

这意味着，老实工作、老实经营生意的人，最后还没有少数人靠资产获利赚得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老调？)

于是我们看到，今年官方政策的回应。

官方：在调节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调控和收入分配职能，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调节收入分配，推进共同富裕。推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再分配效率，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支持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今年，有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

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管理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创新宅基地收益取得和使用方式，探索让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有效途径。

合理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居民权益。

探索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要让努力工作、辛苦经营生意、刻苦钻研科学的人能够赚到更多钱，同时让长期拿不到财产性收入的人也分享资产增值的红利(各种媒体、媒介都在转载、转述、转发这些政策内容，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某种就业”)。

甚至还有人建议，用私家车出去搞活，或者把闲置的房子出租出去，以此来解决就业与低收入(这个建议，估计是对那些提诉求的人说的，是回应他们的诉求所给出的建议；可见，“话语”本身就是某种“权力”，真实不虚…)

官方关于提高收入的政策总是好的，毕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房价上涨的其中一个结构性原因：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群体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这仅是一个抽样调查，实际差距还要更大。

比如，201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未纳入统计的隐性部分总额大约有13万亿，其中大部分归属高收入群体。

根据某奢侈品消费报告，2000年我国人已经买走了全球1%的奢侈品，2018年则买走了全球33%的奢侈品。

这就是“房价收入比”作为楼市估值指标的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因为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高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

此外，疫情究竟会缩小收入差距，还是扩大收入差距？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经济下行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通常都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

当新增的货币转化为居民收入之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要明显快于中低收入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平均增长4.7%，但中位数只增长了3.8%，说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收入“被平均”了。美国就是如此，在失业率上升阶段，从业人员的人均薪酬水平反而上升，说明失业人员多为低收入者。

从表面看，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流动性泛滥，同时流动性是分层的。

比如2020年，高端消费品乃至奢侈品的销量增速都很好，豪华轿车、高端白酒和进口奢侈品的销量增速都是两位数，而全社会的消费增速却为负。

2020年，涨幅最大的行业几乎都是高科技、高端制造业或新经济行业；在房地产市场，一、二线城市单套面积越大的房屋越好卖，销量增速最快的是豪宅。

(感谢阅读，敬请指正)